第三十一章
第五部分
[81]
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。
邓一群心里有很多不快。他最近回去的一次,和肖如玉吵了一架。吵架也不是为了什么大事,只是为了孩子的事情而吵得不可开交。邓一群本想让着她,但肖如玉的情绪却坏得很,说了很多绝情的话。
他们夫妻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。邓一群心里想。
如果说他们过去还有过恩爱的话,那么他们现在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了。他们猛然发现,自己的婚姻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个死胡同。
是我错了吗?邓一群在心里问自己。不,我没有错。是她错了?她感觉自己也很委屈。那么,就是他们都错了。
没有什么婚姻是美满的,他想。他们不比别人的婚姻幸福,也谈不上比别人的婚姻更不幸。大部分的婚姻关系都是不稳固的,只是那样硬撑着。要是有一方突然出现一个什么契机,那么这个家庭的框架就要坍塌。
他们现在还不会,他想。
转眼就进入了夏季。
谁也想不到1998年的夏天,会到处是一片汪洋。
全中国到处都在闹水灾,专家说,此次洪水,百年一遇。自入夏以来,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,继珠江之后,长江和嫩江都出现了大洪水,而尤以长江为最。随着第一次、第二次直到第八次洪峰的来临,全中国人的心都被长江的洪水揪紧了。
沟墩乡也一样。
该乡地处淮南,长江的水一部分进入草荡湖后,排入运河。沟墩乡地势低洼,干旱的年景,运河水浅,得不到灌溉,而到了这发涝的年景,则是一片泽国。原来可以见底的运河,现在则是满满当当。运河的大堤,到处存在着险情。
事实上自六月以来,这里就过早地进入了梅雨天气。这里正好处在南北季节的交换带上,冷暖气流在这里交锋,由于势均力敌,所以雨带飘移不去。这样的雨季里,邓一群显得心情特别的不好。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。
省委扶贫工作组在县里的四个乡立了十五个项目,筹建了三个厂,劳务输出四百多人,正在修建三条公路。应该说在苗得康的带领下,还是做出了不小的成绩。邓一群在这里面自觉也做了不少工作,相比较那几位组员,因为他跟着苗组长,所以工作起来的难度要小得多。这么长时间以来,邓一群感觉自己并没有同苗组长建立起预想中的特殊感情。苗得康一方面思想非常解放,他在省里曾提出过很多非常大胆的改革方案,关于股份制,关于南方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,关于政府职能,等等。一些想法在全国也都是领先的。他是个学者型的人物。可以说,现任的省委书记非常欣赏他。但另一方面,他骨子里又是个非常传统的人,比如生活上,就很是古板而保守。他对邓一群,只觉得他聪明,也能干,但又有很多欠缺,欠缺什么,他没有说过。有一点可以肯定,苗得康并不欣赏他。这点邓一群能够感觉得出来。他为此多少有点沮丧。
苗是个不可亲近的人,你只能同他建立工作上的关系。是否因为他地位上的原因呢?邓一群想。事实上苗得康又并不拿大。在乡里,他对任何人都非常客气,看到那些农民,他也非常客气。邓一群后来发现,他的这种客气并不是装出来的。邓一群到村里去的时候,能感觉得到自己对那些农民的友善多少还有点装的意思——他并不喜欢那些人。他虽然出生在农村,但他却是从那些人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。他是优秀的。邓一群有时也能意识到,自己事实上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。农民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位农民——自然他也不能忍受他们这样看,他已经是国家干部了。而城里人又并没有把他完全当作城里人。至少肖如玉一家并不认为他是城里人,他只是进了城的学生,在他的身后,还拖了一条长长的农民尾巴。在城里人面前,邓一群并不认为身为一个农民是可耻的,尽管城里的很多农民工很不讨城里人的喜欢,但他自己在内心里的确瞧不起农民。农民们很愚昧,这也是他们处于社会下层的原因。而苗得康不,到农民家里去,再脏的地方他也敢住,再脏的茶水他也敢喝。有时走到田埂上,他能挽起裤管就跳下去,插秧什么的,全然不顾泥巴和污水。邓一群已经不行了,他喜欢衣着整齐,到村里去的时候也喜欢穿西装。这些品质的养成,是肖如玉一手督促出来的。
退一步想想,邓一群也能理解他,毕竟苗得康过去过过苦日子,而自己年轻,没有受过什么苦。是否就是他忘本呢?邓一群感觉自己没有忘,正是由于对过去生活怀着一种强烈的恐惧,所以他努力地想往上奋斗。只是这种奋斗完全是一种个人的,利己的。
与苗这样的干部相比,龚厅长要容易亲近得多。龚长庚表面上看,也是个很严肃的人。邓一群一开始对他心存畏惧,后来就放松多了。龚厅长也是人,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。那次到沟墩乡来,开始对他请他出去吃饭,态度上还有点矜持,后来就放松多了。有他这样的领导,有了这样一次单独的玩耍,有长时间慢慢建立起来的由温到热的私人交情,邓一群感觉自己的仕途就有了保障。他和龚之间的关系,一定要超过大舅子肖国藩的那份交情,才能更深入。
回想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,邓一群内心觉得自己非常不光彩,夜深人静的时候,心里也会时时地自省,并为自己所做过的事做一些忏悔。如果说他和肖如玉谈恋爱有悖自己从课本上得来的对爱情的理解,以及后来自己感受到的许多委屈还纯属他个人行为,那么后来他挖空心思地去领导家讨好、送礼,把科技处的处长言子昌领进洗头房去进行色情行为,再到他想法巴结苗得康,请龚厅长跳舞,则完全是非常卑鄙的行径。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?可是不这样做我又能怎样呢?他在心里问自己。别人都在做,为什么我不做?我只是这个社会当中的普通一分子,自然要随大流。
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”这句诗在八十年代曾经发出过振聋发聩的声音,那是出于对十年浩劫发出的呐喊和最强烈的声讨。时间进入九十年代,我们依然看到卑鄙的存在。我不是一个高尚者。邓一群想。在社会浊流中,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。我还有良心吗?良心还是在的。良心未泯。但好的心意也能铸错。他有体会。
苗得康让邓一群在刘家村负责搞养殖场。养殖对虾。他们从南方的一个县请来了技术员,资金也到位了,剩下的就是开挖虾池。那一阵子邓一群每天都往刘家村跑。虾池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,一旦错过了时间,养殖季节过了,就是耽误一季。村民对养虾的热情并不高,他们不相信能从这里面得到什么好处。乡里、村里过去也经常搞这搞那,但却从来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,相反,赔钱的还是农民。村里看任务派不下去,最后就强行搞摊派,每家都分一份任务。村支书向邓一群诉苦说,不这样办,他就没法开展工作。邓一群虽然不喜欢他这样简单,但任务迫在眉睫,只能这样。
邓一群那次从城里回来后,心想任务可能完成了,第二天就骑车赶到工地上去看,结果却发现池子大半都挖好了,但在中间却留了一个小岛。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正独自用车子推泥。那个妇女看到他脸上木木的,没有表情。她脸是枯黑色的,衣衫破旧。邓一群在心里不由生出一股怜悯。“怎么就剩你一个人啦?”他问。妇女停下来,说:“别人家早完成了。现在就剩下我家的任务了。”邓一群问:“那你丈夫呢?”别人家都是男人在干。那个妇女苦笑一下,说:“我男人生病了,在家躺了半年了。”
那天的天气不好,阴阴的,看起来要下雨的样子。看她在池里那个样子,非常吃力。“你男人生了什么病?”他问。“肝癌。”她说。“治了吗?”他问。她淡淡地回答:“治也没用,人家都说,这是个死病。他还不知道呢,只知道是肝上的毛病。还要治,可家里哪里有钱啊!”她说话那样平静,可能那种苦痛已经被生活压得没有了。这是一个绝症。邓一群问:“你男人多大年纪啊?”她说:“今年四十五。”“你今年多大啦?”他问。她说:“四十三。”邓一群知道她正和自己的大姐邓玉梅同岁。“几个孩子?”“三个,一个男孩,两个女孩。大的二十了,小的十一。”她说。邓一群问:“那孩子也该能干活了。他们呢?”她苦笑了一下,说:“二十岁的老大是个闺女,今年刚嫁出去。”邓一群默默,说不出话来。
穿着西装,打着领带,脚上蹬着一双崭新黑皮鞋的邓一群站在岸上许久,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,对她说:“这点钱你拿回去给你男人抓点药。”那个妇女立即红了脸,像受了很大的污辱,说:“不行啊,不行啊,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?”邓一群说:“真的,我又没有给你多少,就是五十块,拿着吧。”他心里当然清楚五十元对一个农妇的意义。五十元在这里绝对是个大数目。
那个妇女却坚决不要。
邓一群心里存着这样的一块疙瘩,中午在村支书家吃了饭,饭间提到这件事,并说要到那个妇女家去看看。支书听说那家里有个病男人,就说他知道,那户人家姓蒋。到了那户人家,看到妇人,果然是她。三间破茅屋,根本不像样子。正屋里摆着病床,那男人就躺在上面。显然那个妇女回家已经对男人说了上午的事,那个男人见到邓一群来,激动得要从床上下来。邓一群赶紧让他躺回去。看他那样子,的确是个病入膏肓的人。贫穷和疾病。邓一群看得心里不舒服,他再次拿出那五十元钱,交给他。那两口子死活也不肯要。支书就说:“领导让你们收下就收下。”那两口子就有点不知如何是好,小心地把那钱收了起来,眼睛看着他,如同看着一个恩人。
这五十元对邓一群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,但是这五十元的确让他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快感。过去的那些卑劣和龌龊都因之化解,烟消云散,就像多年前,他在葛素芹怀孕后去医院做人流,他给了经济补偿后获得的那种感觉。就在那一刻,他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。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居然是这样地高大。善良,有道德,极具同情心,内心怀有一种人类普遍的深刻怜悯。
我是一个伪善者、伪君子、伪丈夫。他想。然而这样的一个伪善者,却是这个社会培养出来的,至少可以说是因为我出身的渺小,而不得不如此。把所有的责任归结到社会,这也是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平衡的一种有效办法。
那户人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,最后那男人通红着脸说:“邓书记放心,我们一定不拖村里的后腿,保证马上完成任务。”
有那么半个月的时间,邓一群再去那个村的时候,听村支书说,那个男人已经死了。自从邓一群给了钱之后,那个男人带病和妻子一起去挖泥。他那样的人事实上已经根本受不了一点劳累。干了两天,回来就吐血,吐了还要去,这样第五天就彻底地告别了这个世界。
邓一群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。
他想不起来他该再如何面对那个妇人。无形中,他欠下了一笔债,而这笔债他是永远也无法去偿还的。
[82]
苗得康对沟墩乡里的干部,甚至是县里的一些主要干部,都怀有一种不满,那种不满还掺杂了更多的愤懑。那种愤懑简直让他要爆炸了。在愤懑之后,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和担忧。
农村的现实,让他感觉四周简直一片漆黑。他也知道,虽然事实并不全是如此,可是即使这是黑暗的一小撮,也是他极不能忍受的。
那个叫乔小英的案子,一直牵动着苗得康的神经。乔小英的妈妈由于这一打击,变得精神恍惚,成天糊糊涂涂的,在事后的第三个月,一病呜呼了。她的父亲和叔叔们仍然在为那个女孩的清白而努力。根据他们四处探听来的消息,乡派出所为了完成县公安局布置的创收任务,杨健指派两个干警传唤了乔小英,在那传唤的几十个小时里,杨健多次对她进行诱供、逼供,并要她拿出5000块钱罚金。在她抵死不认的情况下,杨健就用皮带抽她,用脚踢她,并且强迫她在纸上摁了手印,而那纸上的供词,全是后来杨健叫人补写上去的。
在那张所谓的供词上,说她与邻乡一个叫刘兰军的人有过性关系,那个人送了她一条金项链和一对金耳环。然而乔小英的叔叔到那个乡去查对,那个乡却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刘兰军的人。
苗得康亲自写信给了市公安局和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,甚至给省公安厅厅长和省政法委书记写了信。省公安厅厅长和政法委书记的批示都非常严厉,要求地方严肃查处。但是,到了市县,就搁了下来。乔家为了向上告状,已经背上了近万元的债。近万元的债务,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,那意味着什么?乔小英的父亲哭着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:“我一定要为我孩子讨个公道,否则她死不瞑目啊。谢谢你们为我们做主。”看着那老汉的样子,邓一群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一个好端端的家,就这么弄得不成样子了。
杨健还是那样子,神气活现。他对苗得康心里恨得痒痒的,却又奈何不得。苗得康也知道,如果他是一个平头百姓,而不是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,那么他必遭杨健的算计。邓一群觉得杨健这事做得也太出格,自觉就离他远了。
焦作安他们这班乡干部,自然也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样子。这两边,他们都不敢得罪。所以,对这件事,他们就都尽量不管不顾。只要自己活得安生,谁会去为民请命呢。而且,从一开始,他们主要还是偏袒杨健。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嘛,怎么也不能让一个老百姓告倒了政府。
这也是一种现实。
在沟墩乡,邓一群也看到一些富裕的农民,事实上那些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。他们精明而狡黠,朴素的本质已经失去了。像开饭店的老毛,一个四十多岁的胖汉子,和乡纪委书记孙得海是什么亲戚,他对乡政府熟悉得很。他开的这个饭店几乎就是乡政府的饭店。乡里的食堂也怪,怎么也办不好,于是上面来人,就到老毛的那个饭店去。老毛的饭店有个好处,随你吃什么,他都有,而且可以挂账。一年下来,乡政府也有十多万的吃喝。挂账归挂账,老毛也不怕,终归最后你要给钱。
乡里第一个跑起运输的户主姓严,据说现在已经有上百万了。乡里的书记和乡长见到他也要客气几分。他是富人,由不得你不尊重。据说过去严跛子是杀猪的出身,手里有点小钱。他的老婆年轻时很漂亮,和乡里不少干部睡过觉。乡里有事少不得要照顾他家。时间长了,家里就有了钱。儿子到了二十岁,不肯杀猪,也不肯老实当农民,于是家里就给他买了一辆二手车,跑县城,每天往返六七趟。就这样跑了三年,换了新车。到现在,他家已经有了三辆车,全部是雇人开。
这样的人物还有好几位。邓一群从内心里不喜欢他们,这些人都是农民的背叛者,但他们的背叛方式和他邓一群的全然不同。这些人都是投机者,狡猾而奸诈的小人。骨子里,他们还洗不了那份愚笨。但他们看到邓一群很客气,有两次严老板居然叫家里人送了好几盒营养品给他。谄媚者。邓一群坚决没有要。我也是谄媚者,谄媚的方式是相同的,仅仅是对象的不同。邓一群想。他没有收是因为觉得这样的事太小儿科,而且这样对他的形象不好。他们不是一路人。在省城,下面单位送什么东西给他,他敢要,而这些人则是要不得的。
我的前程远大,绝不贪这点蝇头小利。他想。
在农村,大部分人生活得很不好。
邓一群想不到的是,他有一天在县城,居然看到了林湄湄。完全是无意的。
那天下午,他从招待所出来,走到街上去买点水果准备带回乡里去。一方面自己想吃点新鲜水果,另一方面,他看到苗得康的嘴唇起泡了,需要降火,这是个讨好的好机会。一点水果,价格不贵,无关紧要,同时又衬出自己对他的关心。在招待所的路边,排了很多水果摊子,那些摊主每个都向他展现热情的笑脸。而他,是严肃的。他从摊前一一地走过,问价。在一个妇女面前,他问价,那个妇女却直直地看着他。
那个妇女看上去有四十岁了。她正是林湄湄。邓一群感觉她似乎有点面熟,然而他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她疑惑地问:“……你是……邓一群?”邓一群感到很意外,在这个县城里,还没有人敢这样直呼他的名字。他有一种被人冒犯了的恼怒。“你是……”他问。那个妇女就不好意思地笑起来,说:“我是林湄湄啊,原来红旗旅馆的。”邓一群的确没有想到会这样看到她,这样的场合,这样的时候,这样的情境。她与过去相比,老了许多。她这一说,他就感觉眉眼什么的还是过去的那种神情。
“真的想不到,会这样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?”她问。
“我现在在这里挂职。”邓一群说。
她一笑,问:“什么叫挂职啊?”
“省里组织一个扶贫工作组,到这里扶贫。”邓一群说。“你怎么在这里?”他问。
她说:“我早就下岗了。去年二月份。我男人在的那个小化肥厂也早关门了。我妹妹摆水果摊子,我就也跟着她摆。”
邓一群明白了。
“你现在还好吗?”他问。他想到了他们过去的那层关系,这样问,实际上也就包含了自己的一份问候。
“就那样。混日子呗。”她内心里一定对自己现在的这种状况感到一丝窘迫。任何一个人当然都不希望让一个自己曾经爱过的人(不论那种爱是真诚的,还是仅仅因为得到性上的满足),看到失意时候的样子。
她看着他说:“你还是那个样子。你现在出息了。我早就知道你有出息。”这样说的时候,内心里有一种失落,也有一种得意——仿佛因为她的先见,她的预言。事实上她的预言根本没有根据。
邓一群不置可否。
被人崇拜的感觉很好。
那天林湄湄非要给邓一群10斤苹果,但他却坚决不要。他不想欠她的债。当她逼他把苹果拿上时,他只好在走的时候,留下多出一倍的钱。她在后面喊,但他却再也没有回头。
回到房间的时候,邓一群坐在床上,想着刚才的一幕,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具有强烈的戏剧性。他爱过林湄湄,是她教会了他性爱,跨过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。他在心里也蔑视过她,觉得她不过是个瞒着丈夫偷情的女人,本质是低级的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他偶尔也会想到她,对她产生一种回忆的温情。这种温情,也只有回忆的时候(类似于梦里)才是美丽的。一旦逼近现实,它是这样地裸露,裸露出来的是严酷。很多事情一旦过去,就永远过去了。如果她要再和他发生那种事,他会干吗?不!他再也不会了。她在他眼里已经失去了美感。
他想起了过去,在夏季的晚上,在南方大学的那个男生宿舍里,他们疯狂地做爱。他第一次领略到女性肉体的迷人。他在极度的性快感里从此堕落了。那种肉体的快感,今天已无法再回味了。他已经记不确切了,但他知道自己那时是疯狂的。她是在王芳芳和他分手之后出现的,因为她可以被视作从天上掉下来的肉馅饼。一块肉馅饼对于一个饿汉而言,那真是一顿美食。她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。
邓一群想:那真是一段荒唐而隐秘的日子。
对他而言,隐秘比荒唐更重要。
它就像梦境一样。
而今天,这梦境,不再让邓一群感觉回味了。
因为这次下乡扶贫,邓一群得以接触到许许多多的小人物。这些小人物,让邓一群感到生命的渺小与无奈。他们都是任命运(人?)宰割的人。强烈的悲哀。人要自主,所以要奋斗。在一次回城的时候,他看到很多人围在省政府的大院门口,而省政府信访局不得不求助于办公厅,办公厅不得不请求公安厅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。警察。警车。示威的工人。他们失业了。他们要工作,他们要吃饭。在陵州,大约有数以万计的下岗工人。下面的市县呢?其他地方呢?
眼看已经是二十世纪末了,邓一群不知道未来会是一副什么样子。
有时,他也的确有点忧国忧民。作为一名年轻的处级干部,他已经身体力行了。他也是一个腐败分子,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
不要成为小人物,他也不再是小人物了(与一般群众相比)。这是他努力得来的。
邓一群知道努力的重要。
[83]
连阴雨下个没完,整个沟墩乡一片泽国。
工作组辛苦筹建起来的对虾养殖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,十万块钱的虾苗,因为虾池倒塌而前功尽弃。那一阵邓一群和苗得康一样,心里都特别不好受。大运河堤吃紧,由于河水猛涨,岸边十多年树龄的老柳树根部松动,歪到了河里。一些地方出现漏洞,河水开始往堤内渗漏。一旦大堤崩溃,那么整个沟墩乡就彻底完了。省里向市里下文件,市里向县里下文件,县里向乡里下文件。一句话:死活要抗住洪水。过去政府向下面发文,从来都有走样的时候,但这一次,却不同以往。谁出问题,谁负责。动真格了。
乡里紧张起来,他们这回也清楚得很,一旦出了问题,自己的工作也就不保了。作为一名干部,有什么能比工作岗位更重要呢?邓一群也紧张起来,自己年轻,下来扶贫就是作贡献,一旦有问题,将来提拔的理由就不充分了。
这是考验他们的时候。老苗把工作组的人召集到一起,说:“县里最重要的就是沟墩乡了。沟墩乡傍着运河边,一旦决堤,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省委扶贫工作组的同志,一定要战斗到抗洪第一线去。一定要保住沟墩乡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谁也不能请假,原单位的一切事务都要丢开。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扶贫。到这里了,工作也就在这里。”
苗得康主动要求上大堤,邓一群也跟着他。
那些日子,邓一群和苗得康,就和群众完全一样,穿上雨披、胶鞋,拿着铁锹,行进在运河大堤上。虽然事实上并不用他扛麻袋、运沙子、挑河泥,但他的确随时要参加劳动。沟墩乡的男男女女(劳力范围内的)都来到了堤上。乡里照顾他们,让食堂给他们送小灶,苗得康不知道,邓一群知道,但他们吃的依然是冷饭冷菜。
邓一群在电话里告诉肖如玉现在的情况,肖如玉淡淡的,说受这样的苦是自找的,谁让你下去呢?邓一群放下电话,心想:这个女人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。不下来扶贫,他将来有借口提正处么?这次下来,对他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。这样的机会别人争都争不来呢。
肖如玉倒是告诉他另一个消息,说家里人给小阿姨介绍了一个对象。那个男青年比薛小娜要大五六岁,年龄差距虽不算大,但他的确长得很老气,而且身高有一米八二,父母离异了,本人在一家工厂里工作。工厂效益不好。邓一群问:“那他能同意吗?”要知道薛小娜没有工作,她只是一个保姆,农村户口。肖如玉说:“怎么不同意?他那个厂子其实早发不出工资了。再说现在户口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,将来有钱了他们可以买一个户口嘛。小娜要是和他结婚,就不用回乡下去了。”“那以后怎么生活呢?”他问。肖如玉说:“那个男的有房子。他们总不会饿死的。”邓一群想想也是。
薛小娜是个漂亮女子,他对她很有好感,但他却毫无办法。在心里只能忌妒那个小伙子了,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他想。
国家体制这块大铁板开始松动了,他想。现在是越来越民主了,老百姓越来越自由。户口不再是大问题。如果当时葛素芹的户口也不成问题,能留在城里工作,那么他是否会娶她呢?
那也不会。他想。不过,葛素芹绝对是个贤妻良母,他要娶她,她会像个奴隶一样地伺候他。一个人一种命。他既然选择了肖如玉,那么他就只能如此。如果没有肖如玉,那么邓一群就是否一定是今天的邓一群呢?
他不能肯定。
而这婚姻的苦涩,他却不能对任何人说。很多迹象表明,肖如玉已经不想再爱他了。他们目前只有一种现实关系,而这个关系就是夫妻关系。如果没有了这层关系,那么他们就什么也没有了。他是不爱肖如玉的,这一点从他看到她的那天开始,自己心里就很清楚。他看中的只是他需要在陵州立住脚,需要成家立业。而他同时也清楚她越来越不爱他,不知为什么,很奇怪。当他还是一个小科员的时候,她对他倒是挺好,而当他在事业上一步步取得成功时,她却离他越来越远。他内心里一直希望她是爱他的,因为他是优秀的么。他通过了自己的努力,在机关里已经很有成就,在仕途上前程一片光明,她怎么能不爱他呢?但事实上,随着他一步步地走高,她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升温。
他对婚姻的要求是自私而传统的,完全是男性的理解。
那么,目前的现实就不得不让他失望。
邓一群的努力过程事实上是个不断征服的过程,他以为自己已经征服了那个家庭,征服了肖如玉,事实上他所完成的不过是一桩婚姻。
肖如玉现在对他还有什么价值?她是他的合法妻子。但她不理解他。如果她继续不理解他呢?无所谓!他现在已经长硬了翅膀。他已经能够飞了。他也实现了自己过去的目标:娶一个城里女子,而且居然还是一个干部子女。他类似于一个跳高运动员,已经跳过了一个高度。
最让邓一群感到吃惊的是肖如玉那天告诉他,他们机械厅又调来一位副厅长,姓孔,位置仅排在龚长庚之后。在这之前,邓一群居然一点也没听说。前一天,他还打电话到厅里找一些哥们聊了一会,他们谁也没对他说有这档子事。他妈的,这帮狗杂种!他在心里骂。朋友也是极不可信的。
这个姓孔的副厅长将来会对他怎么样?他心里没底。尽管他有龚厅长保驾,但这还是不够的,他一定要让每一个可能对他产生影响的人,都能够友好地关照他。过去的几位副厅,差不多是不掌握实权的,他们都得听龚长庚的话。但这个姓孔的可能不同,肖如玉说他是从下面一个市里调上来的。
邓一群那天在大堤上的风雨里,边走边向苗组长问孔副厅长的情况。老苗对他好像比较了解,说孔副厅长叫孔子悦,四十多岁,出身农村,从一个村支书一跃而为共青团县委书记,由团县委书记再到副县长、县长、县委书记,从一个县委书记再调到省建设厅担任副厅长。从省建设厅到省机械厅,副厅的级别没有变化,这是为什么?不好理解。这其中一定是有蹊跷的。然而,从苗得康的语气里,邓一群听不出对他有什么赞赏或是否定。这时的邓一群心里,真有点乱糟糟的,最好的选择,也许是应该回去一次,面见,借汇报工作之名,沟通一下感情。然而,在这节骨眼上,明摆着是不可能的了。
他在心里很叹了一口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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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。
邓一群心里有很多不快。他最近回去的一次,和肖如玉吵了一架。吵架也不是为了什么大事,只是为了孩子的事情而吵得不可开交。邓一群本想让着她,但肖如玉的情绪却坏得很,说了很多绝情的话。
他们夫妻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。邓一群心里想。
如果说他们过去还有过恩爱的话,那么他们现在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了。他们猛然发现,自己的婚姻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个死胡同。
是我错了吗?邓一群在心里问自己。不,我没有错。是她错了?她感觉自己也很委屈。那么,就是他们都错了。
没有什么婚姻是美满的,他想。他们不比别人的婚姻幸福,也谈不上比别人的婚姻更不幸。大部分的婚姻关系都是不稳固的,只是那样硬撑着。要是有一方突然出现一个什么契机,那么这个家庭的框架就要坍塌。
他们现在还不会,他想。
转眼就进入了夏季。
谁也想不到1998年的夏天,会到处是一片汪洋。
全中国到处都在闹水灾,专家说,此次洪水,百年一遇。自入夏以来,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,继珠江之后,长江和嫩江都出现了大洪水,而尤以长江为最。随着第一次、第二次直到第八次洪峰的来临,全中国人的心都被长江的洪水揪紧了。
沟墩乡也一样。
该乡地处淮南,长江的水一部分进入草荡湖后,排入运河。沟墩乡地势低洼,干旱的年景,运河水浅,得不到灌溉,而到了这发涝的年景,则是一片泽国。原来可以见底的运河,现在则是满满当当。运河的大堤,到处存在着险情。
事实上自六月以来,这里就过早地进入了梅雨天气。这里正好处在南北季节的交换带上,冷暖气流在这里交锋,由于势均力敌,所以雨带飘移不去。这样的雨季里,邓一群显得心情特别的不好。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。
省委扶贫工作组在县里的四个乡立了十五个项目,筹建了三个厂,劳务输出四百多人,正在修建三条公路。应该说在苗得康的带领下,还是做出了不小的成绩。邓一群在这里面自觉也做了不少工作,相比较那几位组员,因为他跟着苗组长,所以工作起来的难度要小得多。这么长时间以来,邓一群感觉自己并没有同苗组长建立起预想中的特殊感情。苗得康一方面思想非常解放,他在省里曾提出过很多非常大胆的改革方案,关于股份制,关于南方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,关于政府职能,等等。一些想法在全国也都是领先的。他是个学者型的人物。可以说,现任的省委书记非常欣赏他。但另一方面,他骨子里又是个非常传统的人,比如生活上,就很是古板而保守。他对邓一群,只觉得他聪明,也能干,但又有很多欠缺,欠缺什么,他没有说过。有一点可以肯定,苗得康并不欣赏他。这点邓一群能够感觉得出来。他为此多少有点沮丧。
苗是个不可亲近的人,你只能同他建立工作上的关系。是否因为他地位上的原因呢?邓一群想。事实上苗得康又并不拿大。在乡里,他对任何人都非常客气,看到那些农民,他也非常客气。邓一群后来发现,他的这种客气并不是装出来的。邓一群到村里去的时候,能感觉得到自己对那些农民的友善多少还有点装的意思——他并不喜欢那些人。他虽然出生在农村,但他却是从那些人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。他是优秀的。邓一群有时也能意识到,自己事实上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。农民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位农民——自然他也不能忍受他们这样看,他已经是国家干部了。而城里人又并没有把他完全当作城里人。至少肖如玉一家并不认为他是城里人,他只是进了城的学生,在他的身后,还拖了一条长长的农民尾巴。在城里人面前,邓一群并不认为身为一个农民是可耻的,尽管城里的很多农民工很不讨城里人的喜欢,但他自己在内心里的确瞧不起农民。农民们很愚昧,这也是他们处于社会下层的原因。而苗得康不,到农民家里去,再脏的地方他也敢住,再脏的茶水他也敢喝。有时走到田埂上,他能挽起裤管就跳下去,插秧什么的,全然不顾泥巴和污水。邓一群已经不行了,他喜欢衣着整齐,到村里去的时候也喜欢穿西装。这些品质的养成,是肖如玉一手督促出来的。
退一步想想,邓一群也能理解他,毕竟苗得康过去过过苦日子,而自己年轻,没有受过什么苦。是否就是他忘本呢?邓一群感觉自己没有忘,正是由于对过去生活怀着一种强烈的恐惧,所以他努力地想往上奋斗。只是这种奋斗完全是一种个人的,利己的。
与苗这样的干部相比,龚厅长要容易亲近得多。龚长庚表面上看,也是个很严肃的人。邓一群一开始对他心存畏惧,后来就放松多了。龚厅长也是人,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。那次到沟墩乡来,开始对他请他出去吃饭,态度上还有点矜持,后来就放松多了。有他这样的领导,有了这样一次单独的玩耍,有长时间慢慢建立起来的由温到热的私人交情,邓一群感觉自己的仕途就有了保障。他和龚之间的关系,一定要超过大舅子肖国藩的那份交情,才能更深入。
回想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,邓一群内心觉得自己非常不光彩,夜深人静的时候,心里也会时时地自省,并为自己所做过的事做一些忏悔。如果说他和肖如玉谈恋爱有悖自己从课本上得来的对爱情的理解,以及后来自己感受到的许多委屈还纯属他个人行为,那么后来他挖空心思地去领导家讨好、送礼,把科技处的处长言子昌领进洗头房去进行色情行为,再到他想法巴结苗得康,请龚厅长跳舞,则完全是非常卑鄙的行径。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?可是不这样做我又能怎样呢?他在心里问自己。别人都在做,为什么我不做?我只是这个社会当中的普通一分子,自然要随大流。
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”这句诗在八十年代曾经发出过振聋发聩的声音,那是出于对十年浩劫发出的呐喊和最强烈的声讨。时间进入九十年代,我们依然看到卑鄙的存在。我不是一个高尚者。邓一群想。在社会浊流中,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。我还有良心吗?良心还是在的。良心未泯。但好的心意也能铸错。他有体会。
苗得康让邓一群在刘家村负责搞养殖场。养殖对虾。他们从南方的一个县请来了技术员,资金也到位了,剩下的就是开挖虾池。那一阵子邓一群每天都往刘家村跑。虾池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,一旦错过了时间,养殖季节过了,就是耽误一季。村民对养虾的热情并不高,他们不相信能从这里面得到什么好处。乡里、村里过去也经常搞这搞那,但却从来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,相反,赔钱的还是农民。村里看任务派不下去,最后就强行搞摊派,每家都分一份任务。村支书向邓一群诉苦说,不这样办,他就没法开展工作。邓一群虽然不喜欢他这样简单,但任务迫在眉睫,只能这样。
邓一群那次从城里回来后,心想任务可能完成了,第二天就骑车赶到工地上去看,结果却发现池子大半都挖好了,但在中间却留了一个小岛。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正独自用车子推泥。那个妇女看到他脸上木木的,没有表情。她脸是枯黑色的,衣衫破旧。邓一群在心里不由生出一股怜悯。“怎么就剩你一个人啦?”他问。妇女停下来,说:“别人家早完成了。现在就剩下我家的任务了。”邓一群问:“那你丈夫呢?”别人家都是男人在干。那个妇女苦笑一下,说:“我男人生病了,在家躺了半年了。”
那天的天气不好,阴阴的,看起来要下雨的样子。看她在池里那个样子,非常吃力。“你男人生了什么病?”他问。“肝癌。”她说。“治了吗?”他问。她淡淡地回答:“治也没用,人家都说,这是个死病。他还不知道呢,只知道是肝上的毛病。还要治,可家里哪里有钱啊!”她说话那样平静,可能那种苦痛已经被生活压得没有了。这是一个绝症。邓一群问:“你男人多大年纪啊?”她说:“今年四十五。”“你今年多大啦?”他问。她说:“四十三。”邓一群知道她正和自己的大姐邓玉梅同岁。“几个孩子?”“三个,一个男孩,两个女孩。大的二十了,小的十一。”她说。邓一群问:“那孩子也该能干活了。他们呢?”她苦笑了一下,说:“二十岁的老大是个闺女,今年刚嫁出去。”邓一群默默,说不出话来。
穿着西装,打着领带,脚上蹬着一双崭新黑皮鞋的邓一群站在岸上许久,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,对她说:“这点钱你拿回去给你男人抓点药。”那个妇女立即红了脸,像受了很大的污辱,说:“不行啊,不行啊,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?”邓一群说:“真的,我又没有给你多少,就是五十块,拿着吧。”他心里当然清楚五十元对一个农妇的意义。五十元在这里绝对是个大数目。
那个妇女却坚决不要。
邓一群心里存着这样的一块疙瘩,中午在村支书家吃了饭,饭间提到这件事,并说要到那个妇女家去看看。支书听说那家里有个病男人,就说他知道,那户人家姓蒋。到了那户人家,看到妇人,果然是她。三间破茅屋,根本不像样子。正屋里摆着病床,那男人就躺在上面。显然那个妇女回家已经对男人说了上午的事,那个男人见到邓一群来,激动得要从床上下来。邓一群赶紧让他躺回去。看他那样子,的确是个病入膏肓的人。贫穷和疾病。邓一群看得心里不舒服,他再次拿出那五十元钱,交给他。那两口子死活也不肯要。支书就说:“领导让你们收下就收下。”那两口子就有点不知如何是好,小心地把那钱收了起来,眼睛看着他,如同看着一个恩人。
这五十元对邓一群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,但是这五十元的确让他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快感。过去的那些卑劣和龌龊都因之化解,烟消云散,就像多年前,他在葛素芹怀孕后去医院做人流,他给了经济补偿后获得的那种感觉。就在那一刻,他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。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居然是这样地高大。善良,有道德,极具同情心,内心怀有一种人类普遍的深刻怜悯。
我是一个伪善者、伪君子、伪丈夫。他想。然而这样的一个伪善者,却是这个社会培养出来的,至少可以说是因为我出身的渺小,而不得不如此。把所有的责任归结到社会,这也是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平衡的一种有效办法。
那户人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,最后那男人通红着脸说:“邓书记放心,我们一定不拖村里的后腿,保证马上完成任务。”
有那么半个月的时间,邓一群再去那个村的时候,听村支书说,那个男人已经死了。自从邓一群给了钱之后,那个男人带病和妻子一起去挖泥。他那样的人事实上已经根本受不了一点劳累。干了两天,回来就吐血,吐了还要去,这样第五天就彻底地告别了这个世界。
邓一群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。
他想不起来他该再如何面对那个妇人。无形中,他欠下了一笔债,而这笔债他是永远也无法去偿还的。
[82]
苗得康对沟墩乡里的干部,甚至是县里的一些主要干部,都怀有一种不满,那种不满还掺杂了更多的愤懑。那种愤懑简直让他要爆炸了。在愤懑之后,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和担忧。
农村的现实,让他感觉四周简直一片漆黑。他也知道,虽然事实并不全是如此,可是即使这是黑暗的一小撮,也是他极不能忍受的。
那个叫乔小英的案子,一直牵动着苗得康的神经。乔小英的妈妈由于这一打击,变得精神恍惚,成天糊糊涂涂的,在事后的第三个月,一病呜呼了。她的父亲和叔叔们仍然在为那个女孩的清白而努力。根据他们四处探听来的消息,乡派出所为了完成县公安局布置的创收任务,杨健指派两个干警传唤了乔小英,在那传唤的几十个小时里,杨健多次对她进行诱供、逼供,并要她拿出5000块钱罚金。在她抵死不认的情况下,杨健就用皮带抽她,用脚踢她,并且强迫她在纸上摁了手印,而那纸上的供词,全是后来杨健叫人补写上去的。
在那张所谓的供词上,说她与邻乡一个叫刘兰军的人有过性关系,那个人送了她一条金项链和一对金耳环。然而乔小英的叔叔到那个乡去查对,那个乡却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刘兰军的人。
苗得康亲自写信给了市公安局和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,甚至给省公安厅厅长和省政法委书记写了信。省公安厅厅长和政法委书记的批示都非常严厉,要求地方严肃查处。但是,到了市县,就搁了下来。乔家为了向上告状,已经背上了近万元的债。近万元的债务,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,那意味着什么?乔小英的父亲哭着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:“我一定要为我孩子讨个公道,否则她死不瞑目啊。谢谢你们为我们做主。”看着那老汉的样子,邓一群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一个好端端的家,就这么弄得不成样子了。
杨健还是那样子,神气活现。他对苗得康心里恨得痒痒的,却又奈何不得。苗得康也知道,如果他是一个平头百姓,而不是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,那么他必遭杨健的算计。邓一群觉得杨健这事做得也太出格,自觉就离他远了。
焦作安他们这班乡干部,自然也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样子。这两边,他们都不敢得罪。所以,对这件事,他们就都尽量不管不顾。只要自己活得安生,谁会去为民请命呢。而且,从一开始,他们主要还是偏袒杨健。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嘛,怎么也不能让一个老百姓告倒了政府。
这也是一种现实。
在沟墩乡,邓一群也看到一些富裕的农民,事实上那些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。他们精明而狡黠,朴素的本质已经失去了。像开饭店的老毛,一个四十多岁的胖汉子,和乡纪委书记孙得海是什么亲戚,他对乡政府熟悉得很。他开的这个饭店几乎就是乡政府的饭店。乡里的食堂也怪,怎么也办不好,于是上面来人,就到老毛的那个饭店去。老毛的饭店有个好处,随你吃什么,他都有,而且可以挂账。一年下来,乡政府也有十多万的吃喝。挂账归挂账,老毛也不怕,终归最后你要给钱。
乡里第一个跑起运输的户主姓严,据说现在已经有上百万了。乡里的书记和乡长见到他也要客气几分。他是富人,由不得你不尊重。据说过去严跛子是杀猪的出身,手里有点小钱。他的老婆年轻时很漂亮,和乡里不少干部睡过觉。乡里有事少不得要照顾他家。时间长了,家里就有了钱。儿子到了二十岁,不肯杀猪,也不肯老实当农民,于是家里就给他买了一辆二手车,跑县城,每天往返六七趟。就这样跑了三年,换了新车。到现在,他家已经有了三辆车,全部是雇人开。
这样的人物还有好几位。邓一群从内心里不喜欢他们,这些人都是农民的背叛者,但他们的背叛方式和他邓一群的全然不同。这些人都是投机者,狡猾而奸诈的小人。骨子里,他们还洗不了那份愚笨。但他们看到邓一群很客气,有两次严老板居然叫家里人送了好几盒营养品给他。谄媚者。邓一群坚决没有要。我也是谄媚者,谄媚的方式是相同的,仅仅是对象的不同。邓一群想。他没有收是因为觉得这样的事太小儿科,而且这样对他的形象不好。他们不是一路人。在省城,下面单位送什么东西给他,他敢要,而这些人则是要不得的。
我的前程远大,绝不贪这点蝇头小利。他想。
在农村,大部分人生活得很不好。
邓一群想不到的是,他有一天在县城,居然看到了林湄湄。完全是无意的。
那天下午,他从招待所出来,走到街上去买点水果准备带回乡里去。一方面自己想吃点新鲜水果,另一方面,他看到苗得康的嘴唇起泡了,需要降火,这是个讨好的好机会。一点水果,价格不贵,无关紧要,同时又衬出自己对他的关心。在招待所的路边,排了很多水果摊子,那些摊主每个都向他展现热情的笑脸。而他,是严肃的。他从摊前一一地走过,问价。在一个妇女面前,他问价,那个妇女却直直地看着他。
那个妇女看上去有四十岁了。她正是林湄湄。邓一群感觉她似乎有点面熟,然而他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她疑惑地问:“……你是……邓一群?”邓一群感到很意外,在这个县城里,还没有人敢这样直呼他的名字。他有一种被人冒犯了的恼怒。“你是……”他问。那个妇女就不好意思地笑起来,说:“我是林湄湄啊,原来红旗旅馆的。”邓一群的确没有想到会这样看到她,这样的场合,这样的时候,这样的情境。她与过去相比,老了许多。她这一说,他就感觉眉眼什么的还是过去的那种神情。
“真的想不到,会这样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?”她问。
“我现在在这里挂职。”邓一群说。
她一笑,问:“什么叫挂职啊?”
“省里组织一个扶贫工作组,到这里扶贫。”邓一群说。“你怎么在这里?”他问。
她说:“我早就下岗了。去年二月份。我男人在的那个小化肥厂也早关门了。我妹妹摆水果摊子,我就也跟着她摆。”
邓一群明白了。
“你现在还好吗?”他问。他想到了他们过去的那层关系,这样问,实际上也就包含了自己的一份问候。
“就那样。混日子呗。”她内心里一定对自己现在的这种状况感到一丝窘迫。任何一个人当然都不希望让一个自己曾经爱过的人(不论那种爱是真诚的,还是仅仅因为得到性上的满足),看到失意时候的样子。
她看着他说:“你还是那个样子。你现在出息了。我早就知道你有出息。”这样说的时候,内心里有一种失落,也有一种得意——仿佛因为她的先见,她的预言。事实上她的预言根本没有根据。
邓一群不置可否。
被人崇拜的感觉很好。
那天林湄湄非要给邓一群10斤苹果,但他却坚决不要。他不想欠她的债。当她逼他把苹果拿上时,他只好在走的时候,留下多出一倍的钱。她在后面喊,但他却再也没有回头。
回到房间的时候,邓一群坐在床上,想着刚才的一幕,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具有强烈的戏剧性。他爱过林湄湄,是她教会了他性爱,跨过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。他在心里也蔑视过她,觉得她不过是个瞒着丈夫偷情的女人,本质是低级的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他偶尔也会想到她,对她产生一种回忆的温情。这种温情,也只有回忆的时候(类似于梦里)才是美丽的。一旦逼近现实,它是这样地裸露,裸露出来的是严酷。很多事情一旦过去,就永远过去了。如果她要再和他发生那种事,他会干吗?不!他再也不会了。她在他眼里已经失去了美感。
他想起了过去,在夏季的晚上,在南方大学的那个男生宿舍里,他们疯狂地做爱。他第一次领略到女性肉体的迷人。他在极度的性快感里从此堕落了。那种肉体的快感,今天已无法再回味了。他已经记不确切了,但他知道自己那时是疯狂的。她是在王芳芳和他分手之后出现的,因为她可以被视作从天上掉下来的肉馅饼。一块肉馅饼对于一个饿汉而言,那真是一顿美食。她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。
邓一群想:那真是一段荒唐而隐秘的日子。
对他而言,隐秘比荒唐更重要。
它就像梦境一样。
而今天,这梦境,不再让邓一群感觉回味了。
因为这次下乡扶贫,邓一群得以接触到许许多多的小人物。这些小人物,让邓一群感到生命的渺小与无奈。他们都是任命运(人?)宰割的人。强烈的悲哀。人要自主,所以要奋斗。在一次回城的时候,他看到很多人围在省政府的大院门口,而省政府信访局不得不求助于办公厅,办公厅不得不请求公安厅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。警察。警车。示威的工人。他们失业了。他们要工作,他们要吃饭。在陵州,大约有数以万计的下岗工人。下面的市县呢?其他地方呢?
眼看已经是二十世纪末了,邓一群不知道未来会是一副什么样子。
有时,他也的确有点忧国忧民。作为一名年轻的处级干部,他已经身体力行了。他也是一个腐败分子,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
不要成为小人物,他也不再是小人物了(与一般群众相比)。这是他努力得来的。
邓一群知道努力的重要。
[83]
连阴雨下个没完,整个沟墩乡一片泽国。
工作组辛苦筹建起来的对虾养殖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,十万块钱的虾苗,因为虾池倒塌而前功尽弃。那一阵邓一群和苗得康一样,心里都特别不好受。大运河堤吃紧,由于河水猛涨,岸边十多年树龄的老柳树根部松动,歪到了河里。一些地方出现漏洞,河水开始往堤内渗漏。一旦大堤崩溃,那么整个沟墩乡就彻底完了。省里向市里下文件,市里向县里下文件,县里向乡里下文件。一句话:死活要抗住洪水。过去政府向下面发文,从来都有走样的时候,但这一次,却不同以往。谁出问题,谁负责。动真格了。
乡里紧张起来,他们这回也清楚得很,一旦出了问题,自己的工作也就不保了。作为一名干部,有什么能比工作岗位更重要呢?邓一群也紧张起来,自己年轻,下来扶贫就是作贡献,一旦有问题,将来提拔的理由就不充分了。
这是考验他们的时候。老苗把工作组的人召集到一起,说:“县里最重要的就是沟墩乡了。沟墩乡傍着运河边,一旦决堤,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省委扶贫工作组的同志,一定要战斗到抗洪第一线去。一定要保住沟墩乡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谁也不能请假,原单位的一切事务都要丢开。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扶贫。到这里了,工作也就在这里。”
苗得康主动要求上大堤,邓一群也跟着他。
那些日子,邓一群和苗得康,就和群众完全一样,穿上雨披、胶鞋,拿着铁锹,行进在运河大堤上。虽然事实上并不用他扛麻袋、运沙子、挑河泥,但他的确随时要参加劳动。沟墩乡的男男女女(劳力范围内的)都来到了堤上。乡里照顾他们,让食堂给他们送小灶,苗得康不知道,邓一群知道,但他们吃的依然是冷饭冷菜。
邓一群在电话里告诉肖如玉现在的情况,肖如玉淡淡的,说受这样的苦是自找的,谁让你下去呢?邓一群放下电话,心想:这个女人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。不下来扶贫,他将来有借口提正处么?这次下来,对他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。这样的机会别人争都争不来呢。
肖如玉倒是告诉他另一个消息,说家里人给小阿姨介绍了一个对象。那个男青年比薛小娜要大五六岁,年龄差距虽不算大,但他的确长得很老气,而且身高有一米八二,父母离异了,本人在一家工厂里工作。工厂效益不好。邓一群问:“那他能同意吗?”要知道薛小娜没有工作,她只是一个保姆,农村户口。肖如玉说:“怎么不同意?他那个厂子其实早发不出工资了。再说现在户口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,将来有钱了他们可以买一个户口嘛。小娜要是和他结婚,就不用回乡下去了。”“那以后怎么生活呢?”他问。肖如玉说:“那个男的有房子。他们总不会饿死的。”邓一群想想也是。
薛小娜是个漂亮女子,他对她很有好感,但他却毫无办法。在心里只能忌妒那个小伙子了,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他想。
国家体制这块大铁板开始松动了,他想。现在是越来越民主了,老百姓越来越自由。户口不再是大问题。如果当时葛素芹的户口也不成问题,能留在城里工作,那么他是否会娶她呢?
那也不会。他想。不过,葛素芹绝对是个贤妻良母,他要娶她,她会像个奴隶一样地伺候他。一个人一种命。他既然选择了肖如玉,那么他就只能如此。如果没有肖如玉,那么邓一群就是否一定是今天的邓一群呢?
他不能肯定。
而这婚姻的苦涩,他却不能对任何人说。很多迹象表明,肖如玉已经不想再爱他了。他们目前只有一种现实关系,而这个关系就是夫妻关系。如果没有了这层关系,那么他们就什么也没有了。他是不爱肖如玉的,这一点从他看到她的那天开始,自己心里就很清楚。他看中的只是他需要在陵州立住脚,需要成家立业。而他同时也清楚她越来越不爱他,不知为什么,很奇怪。当他还是一个小科员的时候,她对他倒是挺好,而当他在事业上一步步取得成功时,她却离他越来越远。他内心里一直希望她是爱他的,因为他是优秀的么。他通过了自己的努力,在机关里已经很有成就,在仕途上前程一片光明,她怎么能不爱他呢?但事实上,随着他一步步地走高,她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升温。
他对婚姻的要求是自私而传统的,完全是男性的理解。
那么,目前的现实就不得不让他失望。
邓一群的努力过程事实上是个不断征服的过程,他以为自己已经征服了那个家庭,征服了肖如玉,事实上他所完成的不过是一桩婚姻。
肖如玉现在对他还有什么价值?她是他的合法妻子。但她不理解他。如果她继续不理解他呢?无所谓!他现在已经长硬了翅膀。他已经能够飞了。他也实现了自己过去的目标:娶一个城里女子,而且居然还是一个干部子女。他类似于一个跳高运动员,已经跳过了一个高度。
最让邓一群感到吃惊的是肖如玉那天告诉他,他们机械厅又调来一位副厅长,姓孔,位置仅排在龚长庚之后。在这之前,邓一群居然一点也没听说。前一天,他还打电话到厅里找一些哥们聊了一会,他们谁也没对他说有这档子事。他妈的,这帮狗杂种!他在心里骂。朋友也是极不可信的。
这个姓孔的副厅长将来会对他怎么样?他心里没底。尽管他有龚厅长保驾,但这还是不够的,他一定要让每一个可能对他产生影响的人,都能够友好地关照他。过去的几位副厅,差不多是不掌握实权的,他们都得听龚长庚的话。但这个姓孔的可能不同,肖如玉说他是从下面一个市里调上来的。
邓一群那天在大堤上的风雨里,边走边向苗组长问孔副厅长的情况。老苗对他好像比较了解,说孔副厅长叫孔子悦,四十多岁,出身农村,从一个村支书一跃而为共青团县委书记,由团县委书记再到副县长、县长、县委书记,从一个县委书记再调到省建设厅担任副厅长。从省建设厅到省机械厅,副厅的级别没有变化,这是为什么?不好理解。这其中一定是有蹊跷的。然而,从苗得康的语气里,邓一群听不出对他有什么赞赏或是否定。这时的邓一群心里,真有点乱糟糟的,最好的选择,也许是应该回去一次,面见,借汇报工作之名,沟通一下感情。然而,在这节骨眼上,明摆着是不可能的了。
他在心里很叹了一口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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